人生如梦，昨天下午，我的恩师金定海先生的孙女微信告诉我：“我爷爷走了。”这噩耗既在我意料之中，又在我意料之外，百岁老人，风烛残年，随时都有走的可能，但突然接到他离世的消息，我还是很意外，他在温岭，我在临海，去年夏天他洗澡时跌倒骨折，我要去温岭看他，但因脱车未成，一拖再拖，得过且过，后来他居然康复了，我就没有去，可是从此心怀隐忧，怕一旦风吹残烛，此生就见不着他了……时时担忧的事，仿佛宿命般的就真的发生了。今天上午朋友驾车送我到温岭，总算匆匆见到了老人安祥的遗体，灵车接走他时，没有乐队的喧嚣，没有习俗的祭拜，没有惯常的哀哭。金先生生于1922年，再过一个月就是他的百年华诞，这位抗战末期入学，解放前夕毕业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学生，金庸的同班同学，解放后的杏坛耆宿，我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就这样走完了他100年人生之路，静悄悄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师兄师妹告诉我，老人生前立有遗嘱，身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连退休单位也不要告诉。老人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但临走时谁都不愿打扰，足见这位老人之开明。

                                                 我和金先生（2017）

回家以后，想起他在生时对我的种种关怀，想起我与他的那些如烟往事，我忍不住泪眼汪汪，心潮汹涌……

他是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当年大约四十来岁，戴眼镜，穿一双方口布鞋，上课时一边踱着方步，一边用温岭话一板一眼地吟哦着古诗词：

 鸡犬——过霜桥，一路——梅花竹叶……

 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

他有时还会“唱诗”，摇着头唱，这使我们非常新奇。不知什么原因，只要他读上一遍，就能句句字字印在我的心中，这些诗句都是他在讲解课文时随手拈来的，就像雨丝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使我在潜意识中滋长了对文学的爱好。他教古典文学特别吸引人，除了诗歌，还有那些散文——《小石潭记》、《岳阳楼记》、《捕蛇者说》、《陈涉起义》、《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他教的这些课文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的种子，直到现在，我一接触到古典文学就会扣动心弦，像遇见初恋的情人一样，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当年，同学们在私下里传说，金先生会教语数英等好几门功课，但由于是“右派”，只能教数学和英语，教语文课还是被划为右派以后的头一回。记得有一个晚上老师们要开政治学习会，金先生先到我们教室里巡视了一会，就被一个政治老师叫走了，那个老师像训斥犯人一样催促他：“金定海，还不走快一点！”金先生低头陪着笑脸：“哦！哦！……”近乎踉跄地小跑着，我当时觉得又害怕又同情。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一个印象，似乎“右派”就是指那些有学问、待人谦和温厚的读书人。

我们当年的班主任是李韶章先生，金先生是我们的副班主任，寒暑假里他也有家访的任务，记得他家访时曾在我家吃过中饭，我的父母对他非常热情和尊敬，饭后他要付钱，我父母一定不要，双方推来推去像打架一样。

成年以后我才知道，金先生毕业于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反右”以前在台州中学（临海一中）教高三语文，被打成右派以后才贬到城西中学教初中。他不但古典文学造诣很深，还通晓外国文学，我们读初中时，他就极力向我们赞美和介绍屠格涅夫的散文，后来我也在城西教书，与先生接触较多，那个时代，除了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少数苏联红色作家，外国文学还是个禁区，年青语文教师一般接触不到，年纪大的知道也不敢讲，但金先生跟我闲聊时，往往会谈论一些欧美作家的作品，例如他曾向我极口称赞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和《高老头》之类长篇小说，这是我最早的欧美文学启蒙。

                                       金先生与师母

 如果没有那场反右运动，金先生就不可能到城西中学教我们的语文课。我一直侥幸自己读初中时就遇上了这个遭贬谪的学养丰富的老师，我的儿孙辈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人们通常认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受教育的阶段越高，相应任课教师的学养也应该越高，但我的感受恰恰相反，我觉得低段教育反而是最重要的，俗话说，三岁看六十，如果在低段教育中能够碰到学养丰富的老师，往往从小就眼界开阔，进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学习境界。一个人在孩童时期所受的教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学阶段老师的影响反而要小得多。

初中毕业以后，从高中时代开始，在我整个一生中，一直与金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记得在临海一中（台州中学）读高一时，我因兴奋于张宪尧先生开设的小说《昆仑山上一棵草》的课堂辩论，写信把自己的发言稿寄给金先生，他回信对我的观点极表赞赏，说自己年轻时也爱好文学评论，勉励之余，又告诫我一定要刻苦读书，打好基础，话说得很有分寸：“响鼓不用重锤敲”，这句师训到现在还在鞭策着我。

粉碎了“四人帮”，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大地回春，金先生的“右派”问题开始解决，但偏偏好事多磨——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平反时档案中居然找不到划为右派的依据，他说，临海反右时教育系统是董怀修局长主政的，那时候我跟董老有点交往，为此他托我到城里向当时主管宣传和教育系统的董老打听和反映情况。经历了许多周折，金先生的右派问题终于平反了，在科教事业欣欣向荣的八十年代初，这位过去的臭老九转眼成为各校争抢的教坛巨擘，他选择调回自己的老家温岭中学，当时我已在临海二中（回浦中学）任教，他临走前夕特地找到学校向我道别，我请他到街上吃了一顿饭。

他到温岭中学以后，不久我又调到了台州供销学校，我与他除了保持通信联系，有时还会偷空到温岭去看望他，有一次他手书了一副对联勉励我继续刻苦钻研学问，记得其中有“青灯黄卷”之语。后来，我的人生“跌薄”了，靠踏黄包车糊口，此时先生已经退休，消息传到他那里，他经常骂娘为我鸣不平，每有人跟他谈起我，他总要愤愤的骂：“那姆打，吴高兴这样的人才，要叫他踏黄包车！”……1999年以后，我在温岭之江高中教了五六年书，晚间和周末常到先生家里促膝谈心，以解异乡之寂寞。

世事蹉跎，人生转眼成白头，从温岭回家以后，我也进入晚年，金先生则如残烛在风中摇晃，但我们仍然彼此记挂着对方，时有电话往来，有一次，我把回忆城西中学几位恩师的校志应约稿打印给他，过了几天的一个早晨，他打电话给我，诉说看了我写的回忆文章以后，一夜睡不着觉……我在上海带孙时，因为忙碌而久未跟他联系，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这时我发现他已严重耳背，电话中很难交流，他孙女接过话机，说他想我想得厉害，很想跟我见见面，我第二天就回家，以便赶赴温岭看望他。从此以后，我们这辈子的师生情缘进入了倒计时……最后一次见面大概是在前年冬天，有个牧师向他传教，他的孙女希望我能够说服他皈依耶稣基督，我去了，但是没有用，信仰与否，毕竟是上帝的拣选。想不到，这一次成了我和先生的永别。

                                          我和金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2019）

金先生可谓青年春风得意，中年一路坎坷，晚年又是阳光铺地，且得享高寿，临终时很安祥，如老松之枯萎，如云霓之飘逸，这些都使我感到宽慰，但他走后连一束鲜花都没有，未免使我觉得有点落寞。但转念想想，热热闹闹的葬礼，纵使有万人送行又能怎样呢？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人的一生，无论怎样，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辉煌也好，淡泊也好，最后都要归于尘土，肉身总是短暂的，灵魂才是永恒。金先生虽然静悄悄的走了，但他的英名将被后人传颂，他那善良慈爱的灵魂永垂不朽！

                                                                   2021年5月14日夜通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