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的学术成就

傅国涌以历史学者名世，但论学术成就，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天才的随笔作家，其次是一个杰出的传记作家，第三才是一个历史学者。这个观点，他在世的时候我就多次公开说过，也跟他本人说过。我不懂历史学，更不懂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国涌发掘了哪些新的史料，提出了哪些新的史学观点，但我发现他作为一个随笔作家，以春秋笔法借古喻今，阐述了人们在社会转型期对近代史事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思考，他的历史随笔如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在对天道的追寻中透露着对正义的热切，在理性的条分缕析中散发着现代文明人的情感。

鲁迅的文学成就，水平最高的是杂文，傅国涌的文学成就，水平最高的则是随笔，随笔并不是傅国涌的首创，但他写的随笔把这种体材发展到追寻历史真相，思索时代转型的峰顶。

他的传记具有同样的意义。他的三部传记作品《金庸传》、《叶公超传》、《大商人》，就其题材来说，写的都是报人和商人，传主本身并无传奇或轰轰烈烈的故事，这些题材很难吸引读者，但是，作者以历史学家的睿智眼光来观察、叙述和阐释传主在大时代中的命运，用字里行间处处闪光的思想吸引了读者。我曾经将《金庸传》与岳南的《南渡北归》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比照着阅读，感觉其故事情节虽然不及后者吸引人，但其引发的思考和文辞之轻快、鲜明、生动，都丝毫不逊于后两本，后两本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短篇传记作品集。在当代的长篇传记中，《金庸传》是影响最大的长篇传记之一，就其对人物的臧否、思想深度和文学水平来说，要远超傅高义的《邓小平传》，甚至我觉得在许多方面，《金庸传》可与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相媲美。

国涌离世以后，我费心查考他的一系列著作，但仍不完全:《金庸传》、《叶公超传》、一套6册的巨著《大商人》、《民国商人: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历史人物评论集《偶像的黄昏》、历史随笔集《问史哪得清如许》、《百年寻梦:傅国涌历史随笔》、教育史学术专著《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记录他在“国语书塾”中从事儿童母女教育实践、阐释其教育理念的纪实作品《国语演义——傅国涌课童记》，以及他的自传体散文集《开门见山——故乡雁荡杂忆》……再加上一长串编著:《追寻律师的传统》、《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少年日知录》（三册）、《寻找语文之美》、《寻找古诗之美》、《寻找中国之美》、《与世界对话》……说他著作等身，已毫不为过，作为一个立言者，这些富于原创性和思想性的著作，只要有一两本，就不虚此生了。在他短短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竟留下如此浩繁而又富于原创精神的文字，我相信在当代学者和作家中，这是绝无仅有的。

在如今这个有钱就可以出书，利用人工智能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可以出一本书的时代，傅国涌的严谨和精益求精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尽管《金庸传》使他一炮走红，誉满天下，但他并不满足，2014年春天，他趁着到温岭阁楼读书会讲学的机会，采访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金庸在中央大学外交系读书时期的同班同学金定海先生，以备日后对《金庸传》的充实和修改，他当时送了金先生一册精装本的《金庸传》，金先生作古以后，这一册书转到了我的手中，如今睹物思人，不禁泫然涕下！

2023年春天，我在微信里跟他谈到他的研究和写作问题，他对我说:“我总觉得还在登山的路上，写得比较好的几本都还没印出来。梦想着写出更好的书。”在这个写作如同带着镣铐跳舞的言论环境下，他所谓“写得比较好的几本”究竟写的是哪些内容，是不难猜测的。他一说到“梦想着写出更好的书”，我马上就想到了《许良英传》，这三十年间，国涌与许先生的交往非常频繁，彼此有上百万字的往来书信，写许先生的传记，非傅国涌莫属。我对他说:“你肯定能写出一部非常出色的许良英传！期待着！”他则回答我:“目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十年后再看。”

其实，这期间他一直在写回忆许良英先生的文章，2023年年初，他通过微信向我了解上个世纪70年代我与许良英先生的交往情况，这一年的中秋节前后，他把回忆许良英先生的散文《张家渡的桃花开了》发给我，意在向我核实情况。这篇文章纵横近百年，横跨全国几个省的时空，把战乱年代的青年许良英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的足迹收纳在三四千的文字中，那些烦絮的生活细节，枯燥的书斋生活，都被他回映得趣味盎然。据悉，到他离世的时候，他已经写出了25万字的回忆录《许良英先生》，这可以看作一部准《许良英传》，我估计，《张家渡的桃花开了》可能是其中的一篇。

傅国涌首先是一位具有时代担当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和学者。他洞明世事，但他身上没有时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博导们通常所具有的圆滑世故和精明狡黠；他应天顺时，但他不像时下许多知识人士那样回避现实和王顾左右；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他所关注和言说的，不是御用经济学家们的“经国济民”，也不是御用政治学者们的“安邦之道”，更不是市井的家长里短和小资在风花雪月中的儿女情长，而是时世变迁中折射出来的历史真谛及其在公共领域所观照的种种现实问题。正如学者王东成所言，”一百个教授绑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