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傅国涌是患难之交，属于同道中人，我们相识三十年，前期交往频繁，后来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多，但精神交往一直颇为密切。我生于1947年，他生于1967年，少我20岁，我和他属于两代人，但在交往和交流中从来没有代沟，三十年来，我一直叫他“小傅”，他叫我“老吴”，彼此很随便，甚至可以谈男女私情。

国涌很随和，无论国事家事还是男女情事，甚至是朋友之间的过节，跟他说话我从不顾忌，他也总是直抒己见，多有独到的见解。我虽然虚长他二十岁，但在为学和写作上一直以他为师，他常常给我以指点和启发。

我们第一次见面頗有点戏剧性。199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家突然来了个年青人，我和他素不相识，他却笑嘻嘻的一见如故，落座以后就告诉我是如何从王东海和陈龙德那里打听到我家住址的，他对我说：“上次在警车上我就坐在你旁边呀，我还故意用胳膊肘碰了你一下呢。”我历来粗枝大叶，当时竟然毫无感觉。

国涌的话使我回想起这一年初夏的一幕。那时候，习仲勋的密友、胡耀邦任陕西省委书记时的秘书林牧先生来到杭州，住在王东海家里，我专程赴杭拜见林老，我和林牧先生交谈不到一个小时，就来了一大群警察，要我们全都靠墙站好，我随手端了把椅子指着林老对警察说，他是林牧先生，年纪大了，让他坐着吧？警察同意了。接着，我被送到了省看守所，但路上根本没注意到身边还坐着一个年青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后来名满文化学术界的傅国涌……这一奇遇，开启了我与他的三十年交往之路。

国涌读书时有个临海籍的同学任学林，他是个画家，第二天我把学林也叫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记得席间我还向学林提出，我正在读初中的大儿子喜欢画画，请学林今后收他为徒，学林满口答应了。

这一年的12月中旬，他再次来到我家，这一次他是和王东海及陈龙德一起来的，住在望江门城墙脚下我家老屋，我当地的朋友邹达祥和赵万敏也在场。跟上一次在王东海家一样，坐下不久就来了一大群警察，不由分说把我们全部抓到派出所，邹达祥和赵万敏当夜释放，我和杭州来的三位被送到紫砂岙收审所……三天以后，王东海和陈龙德被送回杭州关押，傅国涌被送到他的老家乐清关押，我则仍然留在紫砂岙，国涌离开紫砂岙时我也在场，当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他微笑着问警察:“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

将近一个月以后的同一天，我们四人都各自回到自己家中，经过一个月的审查，什么事情都没有。

小傅后来还单独来过我家几次，我总是把我的朋友，临海城关医院（中医院）的陈立中医师和台州地委党校的邹达祥叫到我家一起吃饭，让他们彼此认识。从此小傅对邹达祥很熟悉，邹达祥去世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老邹当年编印过毛泽东谈宪政的语录；他对陈立中印象很深，每次谈到陈立中，他总是说：“这老先生思维还非常清晰和敏捷……”至今回想起来，他对往事细节的记忆，清晰得令人吃惊，他第一次来我家时，我曾邀请两个朋友一起来吃饭，一个是我当年的同事，另一个是台州师专的青年教师，两人都因故未来，此后也从未和国涌有过丝毫的联系，但前几年在一次微信闲聊中，国涌却向我打听过这两个朋友的情况。

傅国涌、陈龙德、王东海他们常来临海，更多的时候是我去杭州，随着交往的日深，我逐渐知道了国涌的身世和往事。他是温州乐清人，温州教育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到一个乡村中学教语文，那一年，他居然抛掉工作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富阳籍的北师大女生曹丽蓉，后来在艰难中两人结成连理……

那时候，傅国涌在杭州和他的爱人曹丽蓉住在一起，曹女士在杭州一所专长于心理矫正的特殊学校教书。傅国涌与陈龙德和王东海过从甚密，加上王有才，四人经常结伴到西子湖畔散步，抒发对时局的愤懑，对世事的不平和人生的怀才不遇。我也常去杭州，住在东太平巷里12号王东海家里，每次都要把陈龙德和傅国涌叫到一起畅聊，几个三观相同、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事不谈。

小傅告诉我，他热爱文学，家有万册藏书，他看过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但我并不以为然，我觉得武侠小说没什么文学价值，我告诉他自己从来不看武侠小说。陈龙德告诉我，小傅最喜欢的是近代史，他对近代史很熟悉，但我热衷于西方经济学，也热爱文学，对历史不感兴趣，那时候当然没想到上帝已经安排了傅国涌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命运，并且为他撰写《金庸传》这部杰出的传记文学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