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黄包车夫的酸甜苦辣

最近微信上流传着临沂大学文学院一个邢姓教授当外卖员的体验文章，不禁搅动了我的思绪，回忆起当年踏黄包车的酸甜苦辣……大概因为黄包车夫跟外卖员一样都属于社会最底层，而且我在当黄包车夫以前也是一个教师——本地一所商业学校（台州供销学校）的教师，所以我对邢老师的文章特别能够共情。不过，邢老师是21世纪外卖员的体验版，我则是20世纪黄包车夫的现实版，他只当过一个月的外卖员，我却踏过整整四年黄包车，时间从1992年底到1996年底，是实实在在的黄包车夫，全家5口主要是靠我踏黄包车糊口的。

临海虽然是个小城，却是一座起始于晋代的文化历史名城，过去一直是台州府的所在地，号称台州府城。很长一段时期，黄包车是台州府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全城有352辆黄包车在大街小巷穿梭，那时候黄包车的喇叭形状像唢呐一样，按起来咕咕作响，煞是好听。我因为特殊的原因，有幸或不幸成为352个黄包车夫中的一员，所以对黄包车夫的生存状况和内心世界比较了解，这里不妨说说。

炎凉势态，人情冷暖

黄包车夫的社会地位其实比现在的外卖员还要低，低得多。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在早年的婚丧喜宴上，抬新娘的轿夫，抬棺材的“扛棺材客”，还有那些吹吹打打的吹鼓手们，这些人坐的酒桌是不能摆放在大厅和室内的，只能放在露天。过去，我们这里把抬棺材的称为“扛棺材客！”，把踏黄包车的称为“黄包车客！”，我这里在“客”字后面加上一个惊叹号，是表示这“客”（kàng）字是重音，而且声调拉得很长，带有轻蔑的口气，可见“黄包车客”与“扛棺材客”属于同一类，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那时候杭州也有黄包车，杭州人叫黄包车夫为“踏儿哥”，“踏儿哥”这“哥”（gé）字则发音特别轻，前面还要缀上一个轻飘飘的“儿”字，显得特别的轻蔑。在一般人眼中，“踏黄包车”意味着一无所能，你无一技之长才会去踏黄包车，有的孩子读书不用功，父母就会说:“你不好好读书转日买部黄包车给你踏踏！”有一次我载送一个小老板模样的顾客，踏了老远的路，下车后他丢给我一圆钱的角子，我说:“一块钞票不够点吧？”他说:“那姆搭，尔搭鬼只能黄包车踏踏！”（他妈的，你们这些人只有踏黄包车的本领！）”说罢笑嘻嘻的扬长而去。

黄包车夫由于社会地位低，容易被人看不起。有一次我给一个黄岩人送货送到台州师专宿舍，他说东西要送给台州师专的L××老师，L××刚好是我读师专时隔壁班的同学，彼此很熟悉，我很高兴，我这人缺乏自知之明，根本没有想到此时他是大学教师而自己却是“黄包车客”了，我一踏到L××家门口，就“L××！L××！”的大喊起来，没想到L××出来看了我一眼，拿了东西就走，什么话也没说，我当时好没趣……

黄包车夫由于被人看不起，总难免有些自卑心理。有一次为做传销被骗要求退款的事我到工商局投诉，接待员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一时语塞，心里想:说是“台州商校的”吧，我早就不是商校的人了，但要说自己是踏黄包车的吧，却感到金口难开，怕的是对方马上就会投来鄙夷的目光，我只好嗫嗫嚅嚅的说:“我是自己做生意的……”果然如此，没等我把话说完，那接待员就不耐烦地说:“这种事情你们自己处理好了。”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家里。话得说回来，我这自卑心理，实在也是孔乙己脱不下身上这件破长衫——如果我死了一条心就把自己当作“黄包车客”，想必也不会那么自卑的。

尽管在熟人面前我并不自卑，但这没有用，我从一个讲师变成了一个“黄包车客”，难免会被一些人瞧不起。我住的学校宿舍是没有自行车篷的，自行车只能停放在一楼的楼梯下和二楼的楼梯转角处，非常拥挤。有一次，有个与我要好的年青教师告诉我，东单元的楼梯下自行车停得很少，我们这个单元好多人都停到那边去，于是我也常常把自行车停到东单元的楼梯下。但有一次被学校的C会计看见了，C会计过去遇见我总是满脸堆笑的，非常和气，因此我友好地叫了一声“C会计”，没想到他却冷冰冰的对我说:“这里是给学校老师停车的，你的车不能停这里咯……”我一时性起，就暴了粗口:“你算卵袋啊？我就是要停！”他好像还是有点怕我，只是轻轻的回敬了一句:“你算卵袋喏！”并没有采取行动不让我停。

由于我当黄包车夫以前的经历有点特殊，在临海这个小地方颇有点影响，熟悉的人又多，踏黄包车大街小巷到处跑，经常遇到熟人坐我的车。熟人对我都是知根知底的，彼此仍然大大方方，就像我过去教书时一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台州师专的甄玉玺教授坐我的车，以前我是他的同行也是经济学会里他的下属，他操一口嵊县口音对我说:“你可以搞点市场经济唉！”下车时他给了我10元钱，我要找回他5元，可是他头也不回就走了，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我知道他工资高，也就觉得无所谓。不过最使我开心的还是碰到文革时期的那些朋友，特别是工人朋友，他们有的是刚买了洗衣机或油烟机之类的东西，我乘便把他送到家里；有的是急于赶路，碰到我就跳上车坐一阵，像亲兄弟一样随便……他们都是些爽爽快快大大咧咧的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的，我知道他们手头并不宽裕，不愿意收他们的钱，他们也爽快，不要就算了，说声“老梁再见！”就笑嘻嘻的走了。（“老梁”是我年青时的绰号）想必在他们的心目中，踏黄包车是很普通的职业，挣钱又不错，也就不必过于客气。有点令我尴尬的是，有的熟人虽然给钱比较客气，但却流露出同情甚至可怜的表情，我知道他们是出于好心，但这反而使我心里有点难受……

许多顾客，我不认得他而他却认得我。有一次，一个台州中学（临海一中）的校友坐我的车，他个子高高的，说自己当年是初三的，认得我这个高三老大哥，说自己在后岭一家染织厂当总经理，知道我的遭遇，对我颇有好感，我就乘这个机会把一个宁波纺织学校毕业的年青朋友介绍到他厂里工作，使这位家在农村的朋友走上了可以发挥特长的职业腾飞之路，后来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

人生，有的人天天接触却没留下什么记忆，有的人只接触过一次就终生难忘。这位企业家校友就属于后一种人，后来我从未碰到过他，但他那高高的个子、清矍的面孔、干练的风格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坐黄包车时给我的名片我保存了好多年，每当我看到这张名片，就会想起当年的一幕。

我前半生在临海好几所学校教过书，有许多学生，不管是更楼中学、爱国中学、西郊中学的，还是回浦中学（临海二中）的，以及台州供销学校的临海籍学生，在我的四年黄包车夫生涯中，这些学生给我留下了许多温暖的记忆。黄包车牌照刚刚批下来时，我去喷漆做号码，每辆车收15元喷漆费，喷好油漆正要交款时，忽然有个交警对收款人说:“吴老师的钱就不要收了。”我不禁一呆，他笑咪咪的对我说:“吴老师你不认得我啦？我是你的学生啊！”我这才回想起来，早年在爱国中学教书时，有个叫董××的学生，我还记得他是独山人，可是从来不知道他在交警队当交警，看样子还是个中层干部，喷漆的师傅大概是他的朋友或亲戚。从此以后我每次碰到这个学生，都要和他亲切的聊上几句。

在大街上踏黄包车，自然会遇到过去的一些学生。有一次，我空着车路过一个小饭店，忽然听见有人叫“吴老师”，我停车寻声看去，发现有几个年轻人在吃饭，他们说自己是我在二中（回浦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彼此寒暄了几句以后，他们对我当年上政治课时说过的一句话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黄金造厕所”，我说“对啊，那是列宁说的呀。”——列宁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商品和货币，黄金不再贵重，因此可以在大街上用黄金建造几座公共厕所。台州供销学校的许多外地学生也知道我在临海踏黄包车，我晚年的一个朋友多次告诉我，他在外地出差碰到过我当年的学生，还说自己坐过我的黄包车，说自己不好意思让我载他，要我坐在后面让他来踏车……但我并没有印象，或许是我忘记了，更有可能是他知道我不认识他，不便说出彼此之间的师生关系。

不过也有个别冷冰冰的学生。我早年在更楼中学当民办教师时有个学生，他是我的邻村上郭人，此时在监察大队当指导员。有一天，我来到东湖边上的监察大队取回被无理扣押的黄包车，正好碰到我那位当指导员的学生，一看到他，我马上取出香烟递上去，可是对方不接，也不跟我搭腔，这使我感到十分无趣。其实，公安局的朋友事先已经替我向监察大队的大队长打了招呼，我根本不需要求助这位当指导员的学生。

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样子不像一个黄包车夫，经常有顾客问我:“你好像不像踏黄包车的……”我说:“对啊，我原来是教书的啊……”说出了缘由，这些人不仅没有看不起我，反而敬重我，多给我几元钱，这消弭了我在陌生人面前多多少少会有的自卑心理，鼓舞了我对未来的信心。

我每天出门前都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碰到流氓街痞和监察大队

黄包车夫每天在大街小巷辗转，广泛接触陌生人，这就难免会碰到那些流氓街痞，容易被他们欺负。每个黄包车夫都是单独在街上营运，彼此之间没什么联系，即使偶然看到同命运的车夫遭人欺负，也不敢说话，怕的是哪一天流氓会守在某个街口找自己算账。所以黄包车夫是天底下最不团结，最缺乏反抗性，最容易受欺负的群体，为了一脚一脚踏来的苦力钱，哪怕被打落牙齿也只能往肚里咽。

邢老师当外卖员的体验文章中说，有的顾客就是个披着人皮的畜生，这话我深有同感。有一次我把一个操杜桥口音的三十多岁年轻人送到老车站旁边的小商品（现在的崇和门西部），那人跳下车就走，我追着他讨钱，他顾自往前走头都不回，我就追上去扯了一下他后面的衣把，他蓦地转过身来打了我一巴掌，看他气势汹汹的还要打，我捂着脸就跑，他在后面追……周围的群众实在看不惯，叫喊着“你打110唉！你打110唉！”他这才溜开，我借一个摊主的电话打了110，摊主收了我1元钱的电话费——我知道110电话是免费的，但也顾不得什么异议。不一会110来了，但那歹徒早就不见踪影了……我带着一身晦气回到家，发现眼冒金星，眼前总有游丝在飞动，当时我好想跟妻子吐吐苦水，但想到她一个人办幼儿班那么忙碌，既要照管小孩又得为他们烧中饭，因为太过紧张，导致血压升高，最近几天眼睛都发红了……想起这些，我不愿意到幼儿班去打扰她，反正说了也没什么用。随后几天，我一直眼睛不适，游丝一直在眼前飞动，好几天以后才恢复正常。

那时候经济上日益开放，社会治安却有点混乱，踏黄包车碰到这种事情并非个别现象，时不时会有传闻，前几天谁谁在哪里被打了，被打得哇哇叫，甚至有个女孩晚上踏黄包车被人强奸了，那女孩我见过，长得挺漂亮的，据说是花园那边人。黄包车夫被打的事曾经就发生在我家楼下，当时我还没有踏黄包车，对这个行业还很陌生，可是这件事情留下的记忆特别深刻。

踏黄包车挣钱虽然不错，但只怕被有些无良顾客消耗时间。对黄包车夫来说，时间的消耗就是金钱的消耗，这是我最深切的感受。碰到那些不在乎消耗别人时间的无良顾客，哪怕只被耽搁几分钟，也会失去一次挣钱的机会，比如下雨天，生意一个紧接一个……刚把一个顾客送到目的地，但他并不付钱，却要求你就地等一会，等他进屋办点事情出来以后继续坐你的车，你如果要他先付这一趟的车钱，他就瞪着眼睛说:“少你钞票啊？”说是等一会就出来，其实老半天还没有，但因为没付钱，你只好焦急地等候，等候期间马上就会有另一个顾客过来问:“黄包车踏伐？”这时候你只能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等到原来的顾客出来，让你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以后，他丢给你五元车钱还算是客气的，你又能说什么呢？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老车站附近（崇和门北）揽生意，有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二话不说就跳上我的车，要我往后岭那边踏，我用力蹬着车一路上坡，气喘吁吁地翻过后岭胯，又下坡到了后岭下一个卖石材的地方，那年轻人慢悠悠地挑好石材，慢悠悠地讲好价钱，付了款，再要我帮他慢悠悠地把石材搬上车，然后踏回老车站，让我帮他把石材搬下来以后，才丢给我5元车钱。就为了这5元车钱，他消耗了我老半天时间，我接过钱哭笑不得……

这种事情每天都有可能发生，时间长了，就学乖了，碰到一些人下车了还不愿付钱要我就地等候，这时我宁可不要钱走掉另找生意，大不了白踏一趟。好在踏黄包车像是在街上捡钱，只要车在街上跑，挣钱的机会有的是，赖掉的钱很快就可以补回来。

流氓街痞的欺负容易避免，只要你挨骂的时候仍然陪着笑脸，特别是不要追着讨钱，他们就不会打你。最令人忐忑不安的是监察大队（城管）为了罚款创收随时都有可能来找岔子。与流氓街痞的偶遇不同，监察大队这些人是寻心而来，很难避免。这些人给我留下的心理感受，就好比胆小的人走夜路一样，每时每刻都怕碰到鬼。有时候我载着客，奋力踏着车，或者空着车在街上悠转，东张西望正在寻找生意，冷不丁斜刺里会蹿出个阴沉沉的蓝制服，不由分说就把插在车前的塑封营运执照抢走……扣了执照，每次少则罚20元，多则罚50元，而我卖一整天的苦力，少则只有五、六十元，最多也不过是100多元。被扣了执照就不能再踏车挣钱了，再踏就是非法营运，如果再被抓到就会把车也扣去，罚款也会更重，因此这几天就不能上街卖力气挣钱了……对于靠踏车糊口的黄包车夫来说，这是一种生存威胁，其心理负担可想而知。所以一旦执照被拿走了，就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子灰溜溜回家，第二天再到监察大队交罚款赎回执照……一介书生，身处这种境地，我那时的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与流氓街痞和无良顾客相比，监察大队的欺负更具有经常性和随意性，有时候只要车在街上一停就是违规，插在车前的营业执照就会被取走。有时候甚至车速慢一点都不行。有一次，我慢悠悠地踏着车在街上寻找生意，有个城管骑着自行车老远就看见我，他腾出一只手来指着我说:“……下次再这样就要扣你的牌照！”他算是我的同乡——我老家是下吴，他是后郭，都属于更楼乡，两个村庄距离不远，熟门熟路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估计他是看在同乡的份上放了我一马。

如果碰到卫生大检查，那么牌照被扣的事就更加难以避免了。卫生大检查那天，街上到处是穿制服的城管，每个黄包车夫踏车时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牌照被拿走。不过，城管里面也有比较讲理的，有一次卫生大检查我的牌照被扣了，我向一个朱姓城管诉说，他也戴眼镜，一副书生模样，可能有点“同病相怜”吧，他给我写了张条子，没罚我的款就让我把牌照拿回来了。我踏了整整四年黄包车，牌照被扣无数次，能通过投诉说理拿回来的，只有这一次。

牌照被扣，第二天到了监察大队能按程序顺顺当当交了罚款赎回牌照还算幸运，但监察大队处理“违章”问题的随意性很大，你得先问问违章处理组有没有你的牌照，如果没有，那就说明你的牌照还没有交到违章处理组，你得先找到昨天拿走你牌照的那个人，请他把牌照交到违章处理组以后，你再交上罚款，对方撕给你一张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这时才能把牌照还给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往往一个上午或下午都无法拿回牌照。

我四年的黄包车夫生涯告诉我，踏黄包车是世界上最缺乏安全感的职业。我每天出门前都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碰到流氓街痞和监察大队……黄包车是按双号单号轮流营运的，双日踏车回来的夜晚，如果今天顺风顺水，就是我享受安乐的时光；每逢单日的晚上，我总是窝着一副坏心情，因为明天要硬着头皮出去踏车谋生，不知道牌照会不会被监察大队抢扣，会不会遇上流氓街痞……

我的小儿子长大以后曾把他的感受告诉我，说我在商校教书时是个很儒雅的书生，小时候他经常看到我穿着围裙站在灶台面前边哼着小调边炒菜，但我踏黄包车以后，总是成天板着脸孔，有时他们中午或晚上放学回家看会儿电视，一看到我阴沉着脸回家，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害怕，马上关掉电视。我的三个子女，特别是两个儿子，总是埋怨我对他们过于严厉，缺乏父爱和温情，但我只能无语，觉得他们不理解我。

黄包车夫是最容易收割的韭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腐败泛滥成灾的时期。那时候，管理黄包车的行政部门特别多:工商所是管个体企业注册登记的，交警队是发车牌的，公路运输管理所是发营运执照的，监察大队（城管）是管市容市貌的，公安局治安科管黄包车所属“特种行业”的治安问题……除了文化教育和税务等部门，几乎所有行政部门都能找到理由把手伸到这个最弱势的群体，黄包车就像茂盛而又容易收割的韭菜，一个个管理部门就像一把把镰刀，谁都来收割一把。

各个管理部门每年都要集中“验审”，其实就是集中收费，收费项目除了规定的税收以外，十把个行政部门，每个部门都要收自己的“管理费”。除了管理费，还有名目繁多的其他费用，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监察大队收取的“道路占用费”，每年就要180元。此外，公安局治安科要收取“治安费”或“特种行业培训费”、工商所要收取部门内报订阅费、说不清分别由哪些部门收取的城市卫生费、车辆保险费（100元）、个体协会的会费和“自管费”、“希望工程”捐款……等等，每次集中验审，收费项目起码在10种以上。除了这些行政性收费以外，监察大队每年还要以高昂的价格统一更换每辆黄包车的篷布。至于黄包车的所谓“道路违章”问题，则是监察大队（城管）的一块肥肉，这是由他们专享的创收地盘。

                                  监察大队（城管）的罚款单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这些都是每年一次性收取的费用，黄包车夫们都有心理准备，并不觉得特别的心疼，他们最头痛的是各种临时性收费。一般情况下，我也是跟其他黄包车夫一样乖乖交钱——反正钱不算太多，多踏几个小时的车，多卖几次苦力就解决了。可是有一次，公安局治安科要向每辆黄包车收取50元治安费。不知为什么，为了这50元治安费我失去了忍耐……我直接到临海市公安局局长室找朱希望局长，向他说明了公安局不该收黄包车治安费的道理，朱局长文质彬彬，还是讲点道理的，他对我说了些“我们临海的治安是做得比较好的，但现在经费有点困难”，希望我能够理解之类的话，就把治安科姓林的科长叫到里间叮叮咚咚说了几句话，接着林科长就把我带到治安科办公室，答应我这辆黄包车不用交治安费——其他人当然是照收不误。我对林科长的印象特别深刻，看样子他不到四十岁，长得白白嫩嫩的，跟我老家的“小毛小叔”很像，他当时说过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既要讲法律，也要讲势力，两样都要装装。”

不过也有没割过黄包车夫韭菜的。按照分工，城关交警中队是直接管理黄包车的，黄包车夫平时跟他们接触也比较多，但他们只管理不收费，更从来没有罚过我们的款。公管所除了发营运许可证，平时不大管黄包车的事，一般也不会罚黄包车的款。但有时候他们心血来潮也会到街上扣证扣车。1994年春天，我接了一个写作公司的生意为天台酒厂写广告词，把车租给了别人，被公管所一个姓程的站长既扣了证又扣了车，承租的黄包车夫告诉我，程站长是特地找到我这辆352号黄包车的，所以必须由我这个车主自己去跟程站长说。好在我的小舅子早年在工作队时跟程站长相识，他陪我到公管所向程站长讨回了黄包车和营运执照，程站长并没有罚我的款。其实租车的人多的是，有权管黄包车的部门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何以程站长寻心专扣我的车呢？小舅子对我说，可能是因为他嫌我对他不够客气，但踏黄包车的人平时跟公管所没什么接触，不存在客气不客气的问题。不过，回想起来，我这辆黄包车批下来办营运许可证的时候，城关交警中队的指导员出于好心，曾经事先打电话到公管所，说我这辆车是“黄兴国、苏建国两个书记批的”，希望能够提供方便。（他说得不准确，批我这辆黄包车的是时任台州地委书记黄兴国和临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洪显周。）我不习惯低头哈腰，我去公管所办证的时候，连一枝烟都没有递过，也没有说过一句“谢谢”之类的客气话，可能程站长因此对我心怀不满。

                                     352号黄包车批文

那时候的黄包车好比唐僧肉，谁都想咬一口，是最容易收割的韭菜，甚至连车站派出所、台州医院的门卫都可以扣证罚款，我就多次被车站派出所和台州医院门卫扣证，不过大多数通过公安局的特殊朋友疏通关系讨回了牌照，没有罚款。我弟弟有一次在台州医院门口揽客被门卫扣证，他特地买了香烟希望拿回牌照，但门卫嫌他买的香烟档次不够高，要他买更好的，这才把牌照拿回来。由于害怕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遇的罚款，弟弟有时候宁可让车空着，也不愿冒险上街挣钱。

不过，黄包车夫也有不被待见之处。踏黄包车的人，恐怕绝大多数是看人要价的，对本地的顾客，他们一般不会开口太高，但如果碰到外地人，价钱就要高得多，如果碰到那些事先不讲价钱的外地顾客，到达目的地以后顾客问多少钱，他们有时会漫天要价，口开得离谱——这就近乎“敲竹杠”了。这种情况大概是黄包车这个行业的通病，我就从《郁达夫日记》里看到过郁达夫这位大文豪为被“无产阶级朋友黄包车夫”敲了竹杠而懊恼，我弟弟也多次跟我说起过如何敲外地人竹杠的快意经历。我相信，不敲外地人竹杠的黄包车夫除了我，恐怕不会太多。说实话，我碰到外地人收费也会略高一点，但我要的钱不过是本地那些比较客气的顾客通常所给的行价，绝对不会漫天要价。不过我相信那些踏黄包车的女同胞也不会敲竹杠，我一直相信女人比男人本份。

踏黄包车，说辛苦也不辛苦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江南小城临海，最熟悉这座城市的，是她的流动哨兵一般的黄包车夫，一年365个日日夜夜，到处都有他们忙碌晃动的身影。每一个黄包车夫都熟悉城市的每一个细节:哪一条路上哪一处有窟窿，哪个地方的公共水管渗水了，河边哪一棵柳树被台风刮倒了，哪一家歌舞厅昨夜发生了斗殴，昨晚东湖岸边幽暗的灯光下哪一把长椅上曾经偎依着一对情侣……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清清楚楚。踏黄包车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职业心理，无论在什么场合，一听到有人叫“黄包车！”心里就仿佛一惊，就像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一样。

黄包车夫是最弱势的群体，也是最辛苦的群体。他们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不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天寒地冻的严冬，为了一家大小的生存，他们像蚂蚁一样默默阵行于大街小巷，出入于门前屋后……数年以前，我还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为莘莘学子传道受业，现在却系着裤管成了黄包车夫中的一员。踏车的日子，为了早点出门挣钱，一碗冷粥加三个鸡蛋烧开了放点糖就是我的早餐。三九严寒的早晨，我像其他同行一样，用松紧带箍紧裤脚出门，刚出去的时候手都冷得发痛，但只要生意一来，用力蹬着黄包车载客，不一会就混身冒汗。三伏天的早晨，往往仍然像蒸笼一样暑气袭人，我带着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蹬车出门，水壶里面是头夜就泡好的浓茶。那么热的天，开始时还好受，但载过几个客人以后，全身的衣衫都湿透了，像在水里浸过一样，衣衫贴着身体好不舒服，我就停车脱下衣衫，拧干了汗水再踏车……

不过我觉得踏黄包车也有悠闲的时候。巾山路上从环城东路（鹿城路）到人民路这一段，两边种满玉兰花，阳春三月，玉兰花盛开，我空着车在这条路上悠转，一边欣赏着盛开的玉兰花，一边东张西望地寻找生意……那种时光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令人陶醉。

爱好文学的人都读过老舍的《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早已成了黄包车夫的雅名，更是刻苦耐劳的象征。不过，我们都在小说或电影里看到过，《骆驼祥子》那个时代的黄包车是用手拉的，而新时代的黄包车是用脚踏的，这就轻松得多了。踏黄包车的最大好处是简单、自由，它不像开机器的工人那样一刻不能离开，也不像旧时代的农民那样被禁锢在田里靠四肢沉重劳作，更不像现在的外卖员那样被精密的大数据逼得你像陀螺那样一刻不停地旋转，它是随时随地可以休息的。卢梭曾经说过，天下最简单的职业，最不必费心劳神的职业，最能够保持精神自由的职业，正是最适合他的职业。我觉得踏黄包车就是这样的职业，是最适合我的天性的职业。

后来市政府规定，一辆黄包车可以做两个营业执照，家属也可以参加营运，通过市政府老同学的帮助，我弟弟也做了营业执照，从此上午我自己踏车，下午和晚上就让给乡下的弟弟，从此我的空闲时间就更多了。除了天气特别寒冷的日子，早晨我5、6点钟就出门了，一直踏到午后12点半甚至一、两点钟，一个上午卖7、8个8、9个小时的力气，同样能挣到一整天的钱，另外一天半的空闲时间就用来如饥似渴地看书。在踏黄包车的四年中，我阅读了大量以前没有时间阅读的经济学理论著作，特别是攻读了新制度经济学这门最前沿的学科。

我踏黄包车的时候，整个台州城里只有352辆黄包车，我是最后一辆，加上那个时候小城还没有公交车，因此黄包车的生意特别好，踏黄包车好比是到街上去捡钱，挣点小钱很容易。按照那时候的行价，临仙公路（临海到仙居，现在叫钱暄路）上，从老车站踏到后岭胯，路程最多一公里，能挣到一元钱，这是起码价。那时候中学教师的月工资只有700来元，而且是死工资，但我只要肯花力气就可以多挣钱。按照双号和单号轮流营运的规定，我每个月卖15天力气，只要监察大队不找太多的麻烦，生意清淡的季节也能挣1000元上下，旺季则多达1500元以上，扣除平均每月百把元税费，净收入达1000—1400多元，比中学教师的收入要高。黄包车夫里面，我的力气是最差的，其他人哪怕是女的力气都比我大，又比我耐劳，而且有的人夜里还上街载客，劳作到十把点钟，其收入可想而知。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猪肉3.60元/斤，我经常欣慰地想:我家从此吃猪肉不成问题了！

黄包车好比一个迷人的魔女，她绝不会让你发财，却用一元两元的小钱牢牢地把你吸引住，使你不愿意停下来休息一会。我弟弟就是被这魔女迷住了，他赚钱过于心切，下午和晚上不知疲倦地连续踏车，又在专供黄包车夫的便宜快餐店吃饭，以致得了黄疸肝炎，无法再踏车了，我只好重新全天一个人踏车，实在感到太劳累，后来我就把黄包车租出去，给别人当论文抢手去了。当了一年半的论文抢手以后，随着临海公交车的发展，我看看黄包车的生意越来越差了，而此时民办中学方兴未艾，于是我就到黄岩、温岭等地的民办中学教书去了。

临沂大学的邢老师只当了一个月的外卖员，他心里是有谱的，知道自己是大学教授，他肯定是有底气的，但我是靠踏黄包车吃饭的，不知道自己要踏多少年的黄包车，虽然那时候我坚信时间不会太久，但毕竟心里没底，所以，我心里感受到的底层社会的苦楚，肯定要比邢老师沉重得多……

踏黄包车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辛的四年，也是对人生感受最深的四年。四年黄包车夫生涯，酸甜苦辣，冷暖自知。许良英先生曾经在信中对我说:“你靠踏黄包车糊口，令人心酸……”好在那时候的社会还带有八十年代的遗风，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这么现实和功利，要是那时候的社会心态像现在这样，那我这个当年的黄包车夫所尝到的酸甜苦辣，不知道又是怎样的感受呢！

                 2023年9月8日初稿，12日修改稿